许多人都解不开一个难题：为何中国的文化大师都出在20世纪上半叶？那时候战火不断，那时候民不聊生，那时候科技远不如今天，为什么反而有鲁迅那样的文化巨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文汇报》一则小消息，忽然把答案送给了我们——《文汇报》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9千多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当于今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2万元以上。”这也就是说，鲁迅从32岁到56岁逝世的24年中，总收入相当今日人民币374万元，9年自由撰稿人时收入210万元，比当公务员的14年还多46万元；月收入比当公务员时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务员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来有不少传媒在为几个大学名教授年薪可拿10万人民币而兴高采烈，可看看鲁迅当年是如此百万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个体老板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无力那样欢欣鼓舞了。今日中国最顶级的文化大师，其收入也不可和鲁迅相比，而鲁迅这一收入，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胜过这数字的收入。

一个社会能让体制外思想者有比较富裕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进步。这是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深刻启示。因为，鲁迅并非一个老实听话的顺民文人，他“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始终与当局执政者不合作，始终是一个体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体制外行动者”。日本学人增田涉在《鲁迅传》中说鲁迅曾自述：“在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兴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颇有往来”（《鲁迅回忆录》[专著]P1395），后来，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却支持与政府对抗的北师大学潮，担任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却到处宣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公开反对执政党国民党清党，尽管此时夫人许广平还是国民党员。以致于先后被免去佥事，丢掉北大等大学讲师、教授和“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公职，最后竟成为“堕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辑。但是，就在执政者当局如此严酷的政治打击下，鲁迅居然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月收入2万元！鲁迅最后的9年虽然是完全没有稳定工资的自由撰稿人，虽然有政治风险，但经济上却收入颇丰，小康有保障——不仅自己可以天天好烟好酒好茶好点心，每餐有“五六个碗碟”，自称“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请客，常常资助文学青年，可以实践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为了进化”的轫性战斗精神。

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可以不一致，民间价值取向可以不同官方意志，这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可企望的文化发展环境。反右、文革，通行的惯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资马上降级或停发，基本上是没有官方认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没有了糊口的基本生存经济来源。可以设想，假若鲁迅在当公务员时，政府不许可他业余到北大、北师大等八校兼职当讲师，他就不可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官方思想的杂感与小说；如果后来在撤掉他佥事，禁止他当教授、特约撰述员后，同时也禁止各报刊出版公司发表鲁迅的文章、著作，那么鲁迅也就没有生活来源，也就不可能写下那么多“不合作”的投枪匕首杂文。虽然后期鲁迅由于常遭新闻检查，不得不用了80多个笔名，但只要换名，同样的匕首投枪文章照样可登，这样的文化宽松，也依然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敢奢望的，时代的进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严格管制水平。

到这时已可明了，鲁迅的出现，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制度的产物。政治上再严，只要经济上还有活路，文化大师便仍可出现。否则，鲁迅后期的杂文无论如何不可能发表，鲁迅无论如何不可能卖文为生，更不可能成为可以资助青年的“百万富翁”。自然，这里的经济自由，必得包括传媒的自由发展；让传媒成为经济实体，成为文化产业机构，可能是产生文化大师至关重要的根本条件。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现代传媒。

鲁迅早已明断“文艺和政治的岐途”：“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鲁迅全集》七卷P114）这是铁的规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挤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为何有的时代有的国家有的社会却依然有文化大师产生，有的却又没有呢？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那么知识分子就还有一点活路——被政治家挤到市场经济里的体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里等待“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有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国彻底成为“无声的中国”，没有一个体制外思想者能公开存在，关键就是当时的“红太阳”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一丁点经济自由。伪现代化是从扼杀市场经济开始的。

明此，我们若要文化大师，便必须有真正的经济自由，若要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便必然没有文化大师。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从呢？

据此可见，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仍将无文化大师。因为，产生文化大师的真正的经济自由，还远未到来。

    见笔者有些半信半疑，老刘拿起笔给“蚝皇大鲜鲍、鱼翅大煲、翅汤东星斑、芝士焗龙虾”四道主菜打上了红圈，一一剥下它们的面纱。

    “中等鲍鱼一只就要480元，一桌10只4800元，这样的赔本买卖笨蛋才会做。”老刘说，过年，不少饭店用的鲍鱼是罐装的，罐头鲍100多元可以买10多只，如果用无商标的，成本还能低20%到50%。

    说起鱼翅，老刘重重地敲了敲菜单：“上面又没写清楚是什么‘翅’，鬼才会给你们上大排翅呢。”老刘透露，稍微像样点的鱼翅50克就要500多元，而碎翅、即食翅50克只要30元，那些用化学品弄出来的水发翅还要便宜，“一桌上半斤水发翅，150元就够了，你感觉还蛮好。”

    “东星斑越大价越贵，好的东星斑起码2斤半，2800多元一条。”老刘说：“饭店哪能做蚀本生意，上的鱼顶多8两重，进价只要500克200元。”

    老刘说，“澳洲龙虾500克170多元，而一般的龙虾1只1公斤多只需200元。要是用点死龙虾，这利润更是高得吓人。”

    按着老刘吐露的真价，笔者粗粗一算，四道主菜居然连600元还不到。“下头的蔬菜、肉、点心都不值钱的，200多元全部搞定，一桌菜800多元！”讲到这儿，老刘叹了口气，“不标品质、规格、分量，菜名再好看都是假的，老板把用料一锁定，起码斩你三分之二。”

    大年夜，饭店的蔬菜几乎没有新鲜的，但炒出来的菜还是碧绿油亮，这诀窍就是“浸”，只要把发黄的菜叶往苏打水里一搁，马上就重现光彩，成了“绿色食品”。 分量：五种“暗器”招招见血

    “在用料上耍滑头还只是冰山一角，饭店更狠的是在分量上耍花招。”刘师傅亮出了老板们年夜饭“斩客”得心应手的五种“暗器”。

    水。“现在我们进的草虾、龙虾都是‘干货’，袋子里没有半滴水，只有干冰、氧气和草绳。”“等卖给你的时候，这些‘干货’就变‘湿货’了，上秤一称最起码多二两水。要是龙虾的话，卖给你半斤水不稀奇的。”

    针筒。“大王蛇、牛蛙都是靠水吹胖的，”老刘告诉记者，一只150克的牛蛙用针筒注射150克的水还算客气的，厉害点的最少灌250克。

    绳子。“越到过年绳子越粗。”卖肉蟹、膏蟹，玩的就是绑蟹的绳子，脑筋活络点的还会在草绳里裹上根铅丝，500克重的蟹真能搁进嘴里的顶多三分之二。

    盘子。老刘指点道，盘子的学问就在于例盘、中盘和大盘。年夜饭，不用关照老板一定是大盘“伺候”，这价格就是例盘的3倍，平时18元的菜成了54元，而真正的分量最多是中盘(例盘的2倍)。

    秤。“你去饭店会带秤吗？”老刘冷不丁问了一句，看着笔者一脸茫然，他道出了此中玄机，“饭店里用9两秤是客气，8两秤算老实，7两秤太平常，河海鲜还没进厨房，先赚你二三成。”“这五种暗器要是放在一起用，你只好投降了。”老刘说。

    从去年12月开始，年夜饭的预订已然十分火爆。不少店家明明有空位却高悬“免战牌”。碰上着急的顾客，老板常长吁短叹，“我想办法给你挤一桌出来，可是要加15%的服务费。”“只有包房留了一桌，是朋友托过来的。看你蛮诚心的，我回掉他，再帮你打点折。”碰上这样的“演技”派店家，顾客自然被“忽悠”得晕头转向。大年夜是你求我，挨了一“刀”，你还得说声“谢谢噢”。

 来源:搜狐网

　　半个多月来，这个话题让人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故宫的“九卿房”中，摆上了两张小圆桌，6把椅子，还有两米见方的柜台，这在京城19家“星巴克”中只能算个“小宝宝”。对了，它在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咖啡店，只不过是一个袖珍的咖啡座，可这场争论远远超越了休闲概念，把它推上了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在“星巴克”中看《时代周刊》被认做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如何胆敢入驻真龙天子的居所——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紫禁城！经历了风雨，这个小咖啡座过的还滋润吗？

　　“他自狠来他自恶，我心一口真气足”

　　去咖啡座前，记者想从“星巴克”总部打探些信息。可拨了n次手机，虽然都通了，那位主管宣传的钱女士却永远不接。看来她早已为此事伤了神，选择了一种很有毅力的拒绝方式，不知是否已经购置了另一部手机。

　　拨通了故宫博物院院办公室的电话，就听到了很爽朗的笑声，听来“星巴克”这个词对他们早已因为高频出现，习以为常了。主任李先生很痛快地说，这个问题和这个咖啡座是完全开放的，欢迎大家来，也欢迎大家评价。因为引入星巴克咖啡本身就是整治环境、优化服务设施过程中的一次尝试，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获得各种意见，对于故宫博物院能够更好地保护性开放，无疑是有益的。

　　记者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这个挺隐蔽的咖啡座，半个多月前墙上的星巴克标牌被挪到了屋内，只是门口还立着一块。可生意依然十分红火，记者呆了近一个小时，位子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外面的舆论虽然沸沸扬扬，可以上种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无忌所炼“九阳真经” 中的一句话：“他自狠来他自恶，我心一口真气足”。

　　“一辈子看过的媒体，他们的记者我都见到了”

　　见到记者，年轻的小店长很平静，虽然他从国贸店就开始效力于星巴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没有这么忙过，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辈子看过的媒体，他们的记者我都见到了”。

　　“才安安静静呆了半个月，就被媒体发现了”，小伙子挺佩服媒体的嗅觉，“我们这儿是北京最没特色的星巴克，可我见的记者最多”。“既然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作为公园开放本身不就是一种破坏吗？”

　　“觉得自己跟个罪人似的，压力挺大，其实我们就想搞好经营，我是对咖啡文化感兴趣，别的店比我们这里好多了”，小伙子很无辜地说。“新浪、搜狐上的争论我都看了，如果我们是家茶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御花园里已经有家挺大的茶馆，可比我们这里大多了，地儿这么小恐怕也引不起那么多雅兴吧，我想茶和咖啡都有人喜欢，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呗”。

　　又来了一拨客人，店长赶紧去招呼。记者和旁边的故宫特色文化商品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聊了两句，她觉得两边互相带客人挺好的，还透露了屋里的牌子也有可能被摘掉的消息，若真那样，这个咖啡座就会更隐蔽了。

　　很巧的是，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怀有同样目的的《华盛顿邮报》的分社长潘文先生。他也好几年没来故宫了，按他的感觉是这里的环境整顿得比当年好多了，当年还有“抓住‘老外’ 就往里拉的”，他认为争论的源头还是因为星巴克属于“美国货”。记者与他和前来喝咖啡的几位“老外”聊了几句，他们喝得挺高兴，没有什么有关破坏环境的意见。

2000年时候的讨论，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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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眼中：不和谐的故宫星巴克

我相信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几乎没人没去过故宫,故宫拥有着几百年历史,是代表中国的象征物,来中国的人是不能错过的 ,我也理所当然去过.可我到那里时看到的那黑绿的星巴克圆形牌子真让我大吃一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作为使世界人羡慕的这座建筑里怎么会有美国的咖啡店星巴克呢?它这种庸俗的东西怎么会跟故宫混在一起呢?

对这让我不敢相信的现象,北京青年报说: “小店开业后每天至少有200多名旅客光顾,多为外国旅客,传统红墙中出现 “星巴克”不仅吸引老外,店员也喜欢,他们说实在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店员说: “能得到社会各界关注,获得各种意见,对于故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保护性开放,无疑是有益的”.

有些顾客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故宫的星巴克只有两张小圆桌，几把木椅，一个柜台,不足10平方米的这空间不会影响故宫的印象的,而且反正里面除了星巴克以外,还有卖食品的地方呢, 星巴克跟这些一样.

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要是中国本国的咖啡店进入故宫的话,没什么大的问题,即使咖啡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从西方进来的,可因为咖啡已经成为了世界人们普遍享受的饮料之一. 问题是, 星巴克咖啡店是美国文化的标志,他们要进入到传统文化旅游景点并不只是为了挣钱,而是故意地利用别的国家的文化名声,要提高自己的名声,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破坏了故宫的协调,他们自己都明白传统文化旅游景点里让别的国家的商业企业进入意味着破坏自己传统文化,因此美国的这种地方一个也没有非本国的企业.我们韩国也曾经发生过此类的问题.韩国的首尔有一条像瑠璃厂古玩城那样的传统文化一条街,叫仁寺洞,它在首尔的中心,那里有好多的传统茶店,传统料理餐厅,画廊等,不但吸引外国游客,我们韩国人都喜欢去看.喜欢那儿还保留着韩国的色彩,韩国的风味.因此,有一天听到星巴克要进入这条街时,人们都愤怒,反对它污辱我们喜爱的地方,一直坚持不让它进来.结果它还是进入到仁寺洞了,可值得一提的是,这仁寺洞的星巴克分店成为了世界第一次没用英文牌子的(当时是唯一的),只用当地语言的分店.虽然国家力量上是比不过他们的,可我们至少证明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至少向他们表示了我们的意思.中国人对来故宫的旅客中相当数量是外国人感到高兴,可我认为别的外国人也像我一样对此却会感到遗憾.有关人员说这是一种吸引更多游客,更多人们的关注的好方法,可我认为这不但不是好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锼主意.

中国现在正在发展,为实现美好的未来奔跑着,在其过程中一下子接受了太多的东西,朦胧中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而忽略了它.我还记得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老师说的话,现在的二环路就是以前的北京古城墙,为了城市的扩大,毫无留恋地把它拆了,可现在发现了它的价值那么高,如果当时没有把它拆掉,来北京的游客会比现在多得多.

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后越来越多的他国的文化会进入到中国,会影响到中国的文化.中国不想再造成这种后悔不及的后果的话,一定要重视本国的文化,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本国的文物.

任意然点评：我也不知道赞同谁的意见，最近新闻又热炒了，反正我去过，没什么感觉。都挺好的，各有各的道理嘛。

    久未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相声界泰斗马季，国庆黄金大假期间，天天亮相央视第三届CCTV相声大赛现场，担任监审组专家评委，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热点人物。三天前，当来自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的黄金星、米海鹏表演的《历史会考》博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比赛结束后，马季先生公开表示，要收下两人当徒弟。前晚，相声大赛总决赛第5场结束后，马季公开表示，要办相声学校广收门徒。不过，马季为了讲究素质只收名牌大学本科生、研究生。

    今年已72岁的马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收黄金星、米海鹏为徒后最大的心愿是办一所相声学校。马季说，“前几年，我很担忧相声界后继无人，一些搞相声的人，不务正业，玩影视、玩主持人，有的相声人，十几年还只会说一个段子。还有一些人名义上在团里挂着，实际上跟影视公司签了约，随时等着去拍电影、电视剧。这样的情况能接好相声的班吗？相声界看不到多少新人，表现好的多半已经30出头，刚出道已是中年了，怎么去发展啊？”

　　马季告诉记者，现在相声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因此这次准备办相声学校广收门徒，主要要求学员的文化素质要高。他说，“以前我们收徒弟时只要求五官端正，口齿伶俐、初中以上文化就行了。现在看来是太低了，就这点文化素质，你也只能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不了大雅之堂。还有大多相声演员还停留在‘背词’的阶段，说得很活，但没有多少思想。”

    《相声不需要拯救》

    对于相声艺术，马季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有很多人在高声呼叫“拯救相声”，马季却说：“我觉得这样看问题就不合适，过去是因为艺术品种太少，大家就特别注意相声，现在不一样，什么样的艺术该有的都有了，整个艺术大观园里百花齐放，这才是真正的好。”

    在马季眼中，要说现在的相声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文化和生活。“相声没有其他的诀窍，最重要的是随时随地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可笑的东西。”他说自己从来不认为相声是严肃的高雅艺术，“不应该把相声和芭蕾、交响乐这些高雅艺术放到一起去，那不是一个味道。”而且，相声也不仅仅就是春节晚会上那些个节目，“我认为相声应该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基层。我们去农村演出，两个麦克风，没别的，那个掌声‘哗哗’的，可把老百姓乐的，这才是相声应该走的方向。”<信息时报>

“相声绝不了种，小品的形式也许就是相声的未来。”这话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日前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年已六旬的马季说：“相声绝不了种，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群众当中，如今的状况尽管乱一点，但这是前进中的乱，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迎来相声的第二个春天。”《生活时报》